独盼知音来——昆曲

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髓尽在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对联灯谜、射覆酒令、节日民俗、建筑思想中展现。“读中国”栏目的出现，是想让读者知道，二十四节气不仅只会出现在日历的扉页，文物不仅仅只能在博物馆中沉睡，书画不仅仅只是课本中模糊的印迹，曲艺也不应该被冠以“老年人专属”或“听不懂”的标签。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世界19个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现形式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曲艺术全票通过获此殊荣且位列榜首，成为中国“非遗”的“状元”。一时间，华夏大地沉寂已久的昆曲仿佛重现生机，销声匿迹多年的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霎时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

明清时期，昆曲兴盛于士绅文人之家，囿于皇室宫廷，一举由一个地方唱腔发展为“国戏”；民国时期，昆曲寄身于民间社会，爱好昆曲的文人、商人及观众构成昆曲生存的社会基础；新中国半世纪，昆曲托体于文艺体制，偏居社会文化实践之边缘位置。总体而言，昆曲观众群非常小，且逐渐萎缩。岁月如白驹过隙，时至今日，昆曲入选“非遗”已进入第18个年头了。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与扶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飞跃提升，“昆曲”这两个字在年轻人中早已不再陌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文化重地，看没看过昆曲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时尚”、是否“有文化”的标签了。“弹古琴、看昆曲、穿汉服、品茶道”被人们调侃为新时期“四大俗”。在朋友圈中发一组《牡丹亭》的九宫格证明“我看过了”，逢人便说着昆曲演员的美，绝对是很多人眼中的风雅之事。“可是，建国50年，我们传丢了500出传统折子戏。”北方昆曲剧院原副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项目传承人丛兆桓先生曾痛心地说。在这位八旬老人脑海中，总盘桓着一副画面：上世纪战争年代，昆曲大王韩世昌在当时的“哈尔菲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观众稀稀落落，台上高悬着一副对联，上写“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是昆曲最为衰微的时候昆曲艺人由衷的慨叹。然而，即使是在文艺活动极其繁盛的今天，尽管剧场中看昆曲的“黑发”比“白发”越来越多，昆曲的知音，仍是寥寥。

数量并不是衡量昆曲是否复兴的唯一指标。昆曲的文化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在“申遗”成功之前，因时、因地、因势、因人对它产生了评价上的差异。被定义为“遗产”，本身便包含了警示意味，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再怎样努力，有些自然规律不可逆转，昆曲确然已过了它最繁盛之时，怎样保护这份“遗产”是我们当下最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盲目排新戏、排大戏，追求可以得什么奖、拿几个“一级”。失去几百出折子戏的理由多种多样，既关乎传承力度，也包括在时间的洗刷下，某些折子戏审美性的缺失或演员行当的断层而至自然淘汰。昆曲传世的文本库极为庞大、芜杂，“救活”不仅是技艺的问题，还须发掘、承继古典戏曲的精神，即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牡丹亭》里有，《长生殿》里有，《桃花扇》、《西厢记》等很多传世文本、古典文学里都有。

昆曲是先贤们文化成就的积淀，是我的、也是你的，它不只属于从业者，更属于我们民族。守住昆曲的精神，也就守住了我们民族的根基。昆曲并不是单纯的被消费、被娱乐的对象。台上的昆曲演员和台下热爱、关心昆曲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共同支撑着一个文化柱石。二者的关系，就像土壤与种子，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庄稼。面对昆曲剧目，轻轻松松闲谈观感发朋友圈，人人都可为之，但若要进行恰如其分的评判，那对评判者的专业素养则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虽然这种期待不一定马上就可以实现，但总可以是一个为之努力的方向。我们所追寻的，必应该超过能力所及。

每年6月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在北京恭王府都会举办4场“非遗”演出——2场古琴、2场昆曲。活动主办方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曾在演出开幕致辞中说“：有的年轻人和我说，我不爱看昆曲，那是老年人的爱好。我回答他，你也会老，昆曲已经等了你600年，不在乎再多等30年。”

昆曲六百年，非遗十八载，太多说不尽的人与事。江苏省昆剧院国家一级编剧张弘先生在他的著作《寻不到的寻找》一书中写道“：若得写戏的愉悦地写，演戏的愉悦地演，看戏的愉悦地看，则戏剧之情趣，当如清茶之馥郁，在这愉悦之中，袅袅而出。”我们期待着这一天。